陳養山，原名程仰山，字應騶，在多年從事中共隱蔽戰線中，不斷的改變自己的名字，如化名陳英舟、陳德清、陳仲英、陳鳴鈞、高君實等。
陳養山

1906年，生於浙江上虞縣，家境貧苦。

1919年，至漢口一家錢莊學徒，時年13歲。按照舊時的規矩，學徒三年，期滿後即成正式店員。

當時的中國正是處在舊思想與新文化的碰撞期，各種思潮風起雲湧。其間最著名的五四運動與1923年的「 二七」京漢鐵路大罷工，而這段在中國歷史上稱之為「大革命時期」的階段，武漢正是各種新思想的交匯點。一切都對少年陳養山的思想產生深刻影響。通過經常閱讀《中國青年》等進步書刊，讓他很早就就開始思考國家命運和民眾疾苦。他開始在店員中成立讀書會，自發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
惲代英烈士

1924年4月，這是陳養山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他寫信給了《中國青年》主編惲代英，談到他們成立讀書會，進行社會調查的情況。惲代英立即熱情地回信對他鼓勵稱讚，同年7月特意約了陳養山到其家裡見面，長談一整天，對陳養山以後堅定的走上紅色道路奠定了基礎。在以後，陳養山回憶：「這次會見是我永生難忘的。」，從此，他開始與惲代英長期聯繫，可以說，中國革命的這位偉大先驅，是陳養山的紅色導師。而陳養山亦曾為紀念惲代英，寫就了《惲代英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

就在該年的10月，陳養山成為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一份子。而他創辦的讀書小組也迅速擴展，改稱「 漢口青年勵志社」，成為中共指導下的青年進步組織。

1925年，由陳潭秋代表組織正式約陳養山談話，陳養山由團轉入了中共。他所在的錢莊也成為了中共武漢地委的秘密交通站，從此來往找他的人很多，不久引起了錢莊老闆的注意。這也是陳養山進入中共隱蔽戰線的起點。
陳潭秋

1925年5月，他調到上海，擔任團中央交通，領導為任弼時。

1925年7月，調回武漢任武漢團地委代理書記。

1925年9月，任國民黨漢口市黨部常委兼組織部長（此時，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蜜月期，中共歷史上的跨黨任職合作期）。但因其在漢口生活多年，熟人很多，做秘密工作極不方便（此時的國民黨在租界活動也是秘密的）。組織將他調回團中央工作。彼時惲代英正籌建國民黨中央交通局（在上海租界內秘密運行），於是追隨他的導師進入了交通局。

1926年冬，陳養山調往浙江，在寧波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做統戰工作；

1927年3月，在杭州組建中共組織機構。不久，即發生了流滿共產黨鮮血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杭州待不下去了，回滬任中共法南區委宣傳部長，旋又調往武漢，仍舊因當地熟人太多，只能再度撤回上海。返滬後，卻接不上組織關係，無處安身，暫回浙江家鄉。

1928年1月初，陳養山與他人一起在海門縣籌劃搞槍支發動農民暴動。但因被告密，被國民黨軍警追捕，陳養山於這年春節後回到了上海，這一次，他接上了組織關係，並且，在不久之後，被調入了剛剛誕生不久的中央特科，從此成為了一名中共情報幹部。

今天我們知道中共第一個在國民黨高層內部發展的第一個反間諜關係楊登瀛，為中共當時的生存幫助極大，而他成為中共情報關係，正是陳養山的發展。二人相識於1926年春，遂成好友，而陳養山海門躲避追捕返滬，正是住在其家。
連德生烈士

最初，楊登瀛成為中共情報關係最初也是由陳養山負責聯繫。後交給了連德生和安娥。

中央特科姓陳的人很多，如創建期的陳賡，以後領導特科的陳雲，包括陳養山等等。有兩種中央特科的「三陳」的叫法，一個是陳賡、陳養山，陳壽昌；另一個是陳養山、陳昌，陳克寒。而這兩種稱呼前後貫穿了前顧順章時期，和後中央特科重建時期。陳養山始終在這個中共最神秘也是最鋒利的情報保衛機構中工作。
陳賡

1931年，顧順章叛變，陳養山和陳賡在租界跑馬場（今上海人民公園，人民廣場區域）安華保險公司同住了一個月後，隨陳賡夫婦至天津，準備建立北方特科。

天津中共組織此時也因被叛徒出賣，遭受嚴重破壞，陳一行接受中央的任務為：

1.營救被捕人員

2.可否有建立特科的可能性

3.鋤奸

在天津，果然，他們遇見了叛徒張克雲，隨即，陳養山奉命返回上海報告，不久該叛徒被處決。在天津，他們再胡鄂公的幫助下，初步完成了對北方特科的組建，返回上海。不久，陳賡前往蘇區，陳養山則堅持留在了上海，依舊從事著中共秘密情報工作。

從1928年至1935年6月特科結束，陳養山一直都在特科情報科。甚至拿自己做試驗，1931年，用自己身體試驗麻醉藥效力，由陳賡親自拍攝了一張很有紀念意義的照片。

1935年9月，陳養山化名陳仲英從上海被派往重慶，和已在那裡的陳昌一起開闢情報工作。調研後，他們認為四川情報工作的基礎很好，中共秘密人員同在川國民黨、地方軍閥各方面，都有較好關係，可以派人進去，大有發展前途，只是人手太少，很難打開局面。陳養山為此又去上海，向中央留守機構求援，於當年12月偕陳克寒乘船回到重慶。

陳昌

「三陳」利用了四川實力派人物劉航琛創辦的「新四川通訊社」，時該社因為無利可圖，準備停辦。他們抓緊時機，和劉航琛多次協商，最後以優先轉發他們的新聞稿為條件，使他無償地將通訊社交給「三陳」接辦。又以提供一些情報為條件，同蔣介石的重慶行轅政訓處掛鉤，解決了經費問題。

於是，這個通訊社以陳昌做社長，陳養山做總編輯，陳克寒做記者，中共在川的情報機構開張了。

這次採用公開的通訊社形式掩護隱蔽鬥爭的行動是極其成功的。陳養山以後回憶：「這個『新四川通訊社』是 由重慶行轅情報處出錢，廣泛利用國民黨中央黨政軍 機關及地方軍閥各派勢力，用以聯絡各方社會人士，團結新聞界、文化界的進步人士，搜集大量情報和進行統一戰線工作。這個極端複雜的政治背景和合法活動，誰能懷疑它是共產黨的情報機關呢。」

1936年7月，陳養山和陳克寒從重慶去上海彙報工作，正逢中央派馮雪峰到上海來接關係。在上海住了一段時間，組織上決定將他們二人一起調回陝北。

1936年10月，陳養山到達西安，組織又決定將他留在那裡，主要參與聯絡西北軍的工作，他仍以記者身份作掩護，幫助吳奚如辦《文化周報》。這是張學良出資創辦，指導抗日救亡運動的刊物。

不久，發生了西安事變，在此期間，陳養山除了解社會反映，還奉命負責籌辦西安紅中社。他在西安紅中通訊社工作的時間不長，又被調往西安情報站，開展情報和統戰工作，為反對內戰、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和促進統戰工作的發展，進行了艱苦的工作。

1940年6月，陳養山奉調回到延安，先後擔任中央社會部地方工作科科長、情報幹部培訓班主任、中央黨校第七支部書記及幹部科科長等職，其間負責過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政治審查工作，並出席了中共「七大」。

十幾年前，賀龍在南昌起義失敗後，曾到上海聯絡中央，是陳養山負責保衛。十幾年後，賀龍在延安見到陳養山時才知道他的真名實姓。賀龍在延安曾說，這工作是了不起的，陳養山這個人也是了不起的，這個工作花多少錢也值得。賀龍向中央建議，要求把陳養山調到晉綏邊區擔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調查局 局長。

1945年1月，中央情報部根據賀龍的提議，即調陳養山去晉綏邊區擔任晉綏分局調查局局長。

建國後，陳養山依舊在情報保衛戰線上。先後歷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長、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公安局局長兼檢察署檢察長、華北政法委員會副主任、華北公安局局長等職，為保衛和鞏固新生政權，奪取「鎮反」和「三反」、「五反」鬥爭的勝利，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績，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

1954年秋，陳養山被調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

1958年第四屆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司法部黨組被錯誤地定性為「反黨集團」，陳養山因此受到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行政降三級和留黨察看的處分，並被下放到北京清河制呢廠勞動。

1960年，中央組織部根據李克農提議，調陳養山到中央調查部承擔為中共黨史提供中共特科斗爭史的資料編寫工作。他隨李克農收集我黨情報保衛組織創建時期的歷史資料，整理編寫了十餘萬字的《中央特科史稿》和一批烈士的傳記資料。

1966年2月，中央組織部調陳養山擔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列席自治區黨委常委會議。

1978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恢復後，陳養山被任命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黨組成員，不顧年事已高，同高檢院黨組班子一起，總結經驗，消除「左」傾影響，研究制定新時期檢察工作方針和任務，重建檢察隊伍和業務。

1983年，中央撤消了對陳養山、鄭紹文等9位同志的錯誤處分決定，蒙冤長達20年之久的司法部黨組「反黨集團」一案得以徹底平反。

1986年，又受國家安全部的委託，重審《中央特科史稿》。這一年，他在自傳《我的一生》中寫道：「為完成陳賡、李克農同志生前囑我為黨史提供中央特科資料的囑託，我當抓緊時間撰寫情報鬥爭歷史的回憶錄，給黨留一份遺產。」其後他已擬定了一份共有多達36個題目的提綱，準備撰寫回憶錄。

然而，已經年老的陳養山不幸接連身患胃癌、肺癌。該項工作未能得以展開。

1991年2月22日，陳養山因患肺癌醫治無效去世。